后燕崔遹墓出土东北地区年代最早墓表

本报记者朱忠鹤文并摄国宝碑刻辽宁珍藏40多年前,朝阳市发现后燕时期重臣崔遹(读yù)墓,墓中出土了两块墓表。这是目前东北地区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墓表,因有确切年代,可做墓葬断代标准器。

2023年08月20日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国宝碑刻 辽宁珍藏

40多年前,朝阳市发现后燕时期重臣崔遹(读yù)墓,墓中出土了两块墓表。这是目前东北地区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墓表,因有确切年代,可做墓葬断代标准器。有意思的是,这两块墓表形制一致,内容仅一字之差,对研究崔遹及其家族历史,甚至对研究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北出土的墓表中年代最早

“朝阳市出土的后燕崔遹墓表,是迄今为止东北地区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一对墓表。”年近八旬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宇峰对崔遹墓表的历史价值一锤定音。

在日前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中,后燕崔遹墓表名列其中。

李宇峰是崔遹墓的发掘者。

1979年,李宇峰和同事在朝阳市朝阳县附近发掘汉代柳城遗址。当年6月,他接到线索,在朝阳县十二台公社四家子大队姚金沟小队(今朝阳县柳城街道腰而营子村大姚金沟村民组)场院地下发现两块石碑,上面还有文字。

李宇峰赶到现场。这两块石碑倚墙而放,大小不一,单面刻有文字,均由绿色砂岩石料刻制而成。李宇峰仔细询问得知,这两块石碑埋在地下三四十厘米深的地方,被发现时,两块石碑有字的一面合扣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

经过仔细鉴定,李宇峰判定,这对石碑是后燕崔遹的墓表。“简单说,墓表是立在墓内的石碑,墓碑是立在墓外的石碑。”李宇峰说,墓表距地面仅三四十厘米,场院下面有可能是墓葬。他迅速将这一消息向上级汇报。1980年9月,崔遹墓正式发掘。

但经考古人员勘查,崔遹墓葬深埋于地下。这对墓表则是隔着沙土埋在了棺椁上方,墓表与棺椁之间,隔着1.4米厚的沙土。

崔遹墓是一座单人的土圹石椁墓。李宇峰指着当年的发掘照片告诉记者,“土圹石椁墓”就是先挖一个土坑,然后在土坑底部及四周用平整的大块石板镶嵌,将木质棺材下葬后,再用石板铺盖,封顶。

木质棺材放在石椁中偏北部的位置。石椁南部摆放了陶器、漆器、铜魁、砚板等随葬品。而棺材里的随葬品较少,银环、银簪等放在崔遹头部位置,铜带钩放在崔遹胸部位置。

值得一提的,在随葬品中,铜魁内部盛有鸡骨,可知当时下葬时,铜魁里摆放着祭奠用的鸡肉。

在铜魁附近,还发现五六件残破的漆器,形状已经很难辨认,与猪骨、羊骨摆放在一起。因此,考古人员推测,它们很可能和铜魁一样,是用于盛放祭奠物品的用具。

一墓为何两块墓表成谜

“我省最有名的‘三燕’墓葬是北燕冯素弗墓,但因为冯素弗墓没有发现墓表或墓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后燕崔遹墓表显得十分重要。”李宇峰说。

一般而言,一座墓葬往往只有一块墓碑、墓表或墓志,但崔遹墓却同时发现了两块。李宇峰告诉记者,在他几十年的考古发掘生涯中,这种情况仅此一例。

崔遹墓出土的这两块墓表均由绿砂岩制作而成,与石椁中大块石板材质一致,都来自附近的山上。但这两块保存较为完整的墓表尺寸不一,其中一块高30厘米、宽40厘米、厚10厘米;另一块较大较薄,存高55厘米、宽62厘米、厚6.5厘米。

较小的一块上刻着“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武城崔遹”三行15个字;较大的一块上刻着“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东武城崔遹”三行16个字。两块墓表,一字之差,主要体现在“武城”前面的“东”字。

除了一字之差外,经过比对,较大一块墓表材质比另一块粗糙,形状也不是很规整,似乎是利用自然石板简单凿刻而成。

崔遹墓为什么会同时凿刻两块墓表?对于这个问题,李宇峰表示,时至今日,研究人员也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

那么,这两块墓表为什么仅一字之差?

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可知,崔遹的原籍是清河郡,武城或东武城都是清河郡所属的县,大体位置在今天的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西北一带。历史上,武城和东武城的名字都存在过。汉代时称东武城县,到了晋太康年间叫武城。

“太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用于公元280年至289年间。崔遹死于后燕建兴十年(公元395年),这时,距离“太康”已经过去了100多年,通过这两块墓表可知,后燕时期,武城和东武城的名字都在沿用。

为其他墓葬断代提供标准

对于墓主人崔遹,《魏书》《北史》等历史文献都有记载。不过,《北史》将他的名字写为“崔遹”,而《魏书》则写为“崔適”。到底哪个写法是正确的呢?因为《魏书》成书时间早于《北史》,所以,过去一些学者认为《魏书》的写法是正确的,即应为“崔適”,直至1979年崔遹墓表的发现,才平息了这一争论。

史书中对崔遹记载内容较为简略,一般都附在他的弟弟崔逞的记录后面——“遹为逞兄,字宁祖,亦有名于时。为慕容垂尚书左丞,范阳、昌黎二郡太守。”

结合历史文献和墓表,可以简单勾勒出崔遹家族和他的任职过程。

崔遹家族成员多在不同历史时期、各个政权中担任重臣。崔遹家族原籍在今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西北一带,他的远祖崔琰曾任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中尉一职,是曹操的重臣;曾祖崔谅曾为晋中书令;祖父崔遇任职于十六国时期后赵政权;他的父亲崔瑜曾任黄门郎一职。

崔遹一生主要仕于后燕慕容垂。后燕是十六国时期由游牧民族慕容鲜卑建立的政权,一共存在了23年。最开始,后燕将都城定在中山(今河北省保定市唐县),后迁往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全盛时控制今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辽宁部分地区。

崔遹先后担任后燕政权的尚书左丞、范阳太守和昌黎太守这三个官职,死于昌黎太守任上。

这两块墓表引出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那就是昌黎的位置。对于昌黎到底在哪里,100多年来,学界一直争议不断。

昌黎的名字,始于东汉。当时,辽东属国所统辖的地域内,有昌辽的名字而没有昌黎,多数学者认为,昌辽是昌黎的笔误,也就是说,东汉时期,昌黎在辽东属国的辖域内。当时,辽东属国的范围大体在今天我省锦州、盘锦一带。

三国时期,魏正始五年(244年)以后,设置了昌黎郡,其政治中心在昌黎。多数学者认为,这时的昌黎在今天的锦州市义县。而到了魏晋时期,昌黎郡的设置经常变换地点。

晋咸康七年(341年),十六国时期前燕的开国之君慕容皝将柳城、昌黎、棘城合并在龙城,并设立昌黎郡。前燕政权仅存在了33年就消逝在了历史长河中。后燕建立后,设立昌黎尹职位。通过崔遹墓表可知,后燕时期的昌黎郡治就在今天的朝阳县柳城街道附近,这为昌黎的位置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佐证。

李宇峰说,就崔遹墓本身来讲,它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墓中出土的陶器、铜魁、铁镜等,都与中原地区晋代墓葬出土的文物风格相似,棺椁形制和陶器型式等则与同一时期墓葬出土相关文物基本相似。不过,因为后燕时期墓葬数量不多,墓碑、墓表、墓志等文字极其罕见,这就凸显崔遹墓表的珍贵,并且崔遹墓表刻有明确的纪年,所以,它具有为其他墓葬断代的重要标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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