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父子碑刻：汉代篆书经典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书法史上，东汉袁安袁敞父子的碑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袁敞碑藏在辽宁省博物馆，但从发现至今的100年时间里，这块石碑留下许多谜题，学界也一直在争议。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袁敞碑的众多谜题逐一得到破解。

1 父子二人石碑在河南相继被发现

在国家文物局日前公布的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中，有两块石碑较为特殊：这两块石碑的主人是父子关系。不仅如此，仅就书法而言，这两块碑刻是后世书法爱好者的重要摹本，广受追捧。而且，从发现至今的百年时间里，学界围绕这两块碑存在的多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这两个墓碑碑刻就是“袁安碑”“袁敞碑”，袁安为父，袁敞为子，前者被河南博物院收藏，后者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父子二人的石碑都是在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被发现的。1923年，袁敞碑首先被发现，6年后，袁安碑也被发现，二者相距1.5公里。

二者相比较，袁敞碑破损严重，袁安碑相对完整。袁敞碑曾被当地村民当作槽基使用很久。因为碑刻残损，又缺少碑主人姓名等重要信息，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不知道这块石碑的主人是谁。

1923年前后，著名金石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在拿到袁敞碑拓片后，根据碑文中仅存的一些字迹和文字内容，推断出这是一块东汉碑刻。后来，他又结合历史文献，确定这块石碑为东汉重臣袁敞的墓碑。

就在马衡做出这一推断的6年后，袁安碑被发现。因为袁安碑较为完整，字迹清晰，从侧面印证了马衡当初对袁敞碑的判断。

马衡字叔平，袁敞字也是叔平，所以，马衡对袁敞碑十分珍爱，想花钱买下它留作纪念。不巧的是，1925年，这块石碑被洛阳古董商卖给了收藏家罗振玉。后来，袁敞碑进入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知名书法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杨频对这两块东汉时期碑刻有着多年研究，他这样说：“对袁敞碑的解读，一定要对照袁安碑。一方面，袁安碑较为完整，另一方面，这两块碑刻有太多相似之处，外观形制、碑文内容、书写风格等方面高度一致，在研究的时候二者可以互相印证。”

辽宁省博物馆提供的资料显示，袁敞碑刻于东汉元初四年（117年），碑存高77.5厘米，存宽72厘米，厚10厘米。此碑无碑额，有穿（工匠有目的地在碑上凿的孔），位于第五字下，占两行两字。碑有断缺，碑身篆书10行，每行残存4至8字不等，存70多个字。

袁安的石碑主体尚存，碑高139厘米，宽73厘米，厚21厘米，碑石为竖式长方形（原石为圭首，已残为平首），有穿。碑文小篆书写，共10行，行存15字，计139字。

2 东汉朝廷为袁安袁敞同时立碑

文献和石碑记载，袁安死于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袁敞死于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也就是说，在父亲袁安去世25年后，儿子袁敞去世。既然二人相隔25年去世，二人的石碑不论是形制还是书写风格，为什么会高度一致呢？

疑问还不止于此：

——东汉时期，石碑刊刻以隶书为主流，但袁安碑和袁敞碑均以篆书书写，背后原因是什么？

——如果这两块石碑是袁安和袁敞的后人或门生故吏所立，按照东汉习俗和惯例，开篇会写“君讳某某、字某某”，而这两块石碑并不是这样，而是直呼“司徒公袁安”“司空公袁敞”，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上述问题，杨频有自己的理解。他较认同马衡的推断，即为袁敞立碑时追立袁安碑。

也就是说，虽然袁安和袁敞父子先后去世，但实际上，这两块石碑是同时竖立的，即两块碑是在袁敞去世时一并凿刻竖立。这就涉及另一个话题——袁敞是怎么去世的？

历史文献中对袁安、袁敞有较多记述。袁安，东汉末年豪强袁绍的四世祖，官至位列“三公”之一的司徒。袁敞和他父亲一样，晚年官至“三公”之一的司空，但是，与袁安的寿终正寝不同，袁敞被蒙冤，后策免，他为证清白自杀身亡。

《后汉纪·孝安皇帝纪上》：“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敞字叔平，少有节操，及在朝廷，廉洁无私。坐子与尚书郎张俊交通，漏泄省中语，策罢。敞不阿权势，失邓氏旨，遂自杀。”而《后汉书·袁敞传》对袁敞的死因记录得较为详细。

简单来说，袁敞的儿子袁盱与尚书郎张俊在通信的过程中，泄露了东汉朝廷的秘密。当时，安帝年幼，邓太后临朝。邓太后一气之下将袁盱和张俊投入狱中，袁敞也因此被免去官职。十分注重名节的袁敞深感绝望，于是选择了自杀。但让袁敞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儿子袁盱和张俊入狱期间，张俊狱中上书，感动了邓太后，二人最终被赦免，但此时袁敞已经自杀身亡。

《后汉书·袁敞传》中记载：“朝廷由是薄敞罪而隐其死，以三公礼葬之，复其官。”也就是说，因为赦免了袁盱和张俊，所以朝廷也减轻了袁敞的罪名，并且隐瞒他的死因，以“三公”葬礼让其官复原职。

从史书上看，朝廷“隐其死”“复其官”的目的达到了。所以史书中仍以司空官职称袁敞：“司空袁敞薨。”

杨频分析认为，正是因为经过了这一波折，所以袁敞碑并不是袁敞的后人所为，而是东汉朝廷为其竖立的。既然是朝廷所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袁敞碑的开篇并没有“君讳”等字样，而是直呼其名。

杨频还表示，因为袁敞事发突然，从自杀到入葬前后仅13天，所以肯定是入葬家族墓园。朝廷在为其立碑的同时，也一并为其父袁安立碑，以相同的“薨”字和最高委任等级的篆书字体，含蓄表达对父子的纪念，这也就解释了袁安碑和袁敞碑为什么都是直呼其名、为何都用“薨”字、书写内容与行文格式也相差无几等一系列问题。

3 两块石碑上的篆字由同一个人书写

虽然围绕袁安碑和袁敞碑的一系列问题都找到了答案，但还有一个问题——汉代碑刻，一般都是隶书撰写，用篆书来凿刻碑文十分罕见。袁安碑和袁敞碑为什么要用篆书来书写呢？

“这仍与东汉朝廷‘薄敞罪’‘复其官’有关系。”杨频表示，根据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汉代对诸侯王和“三公”委任的策命，必须用篆书书写，而罢免的策命则使用隶书。

对于袁敞，朝廷通过“三公”规格的葬礼“复其官”，这块碑刻相当于一张委任状，因此使用了篆书。

那么，袁安碑和袁敞碑的书写者又是谁呢？

“我个人认为，最有可能的书写者是曹喜。即使这两块碑不是由曹喜一个人来书写，也很可能是曹喜和他的弟子一起书写的。”

杨频分析认为，一方面，袁安碑与袁敞碑的篆书风格凸显了曹喜所创的“悬针垂露”法。文献所说“稍异斯法”，就是说当时的篆书与秦代李斯稍有不同。另一方面，袁氏父子所处的时代也与曹喜相当，再加之这两块石碑均由朝廷设立，担负着朝廷一系列政治使命，所以由当时朝廷中最著名的书法家曹喜来撰写碑文也就不足为奇了。

袁安碑、袁敞碑最吸引人之处，就是篆书。这些汉篆，既有秦篆基础，又兼具汉代隶书时代的方折特点。这些汉篆字体舒展，结构宽博，遒媚自如，婉劲多姿，表现出一种大方、凝重、端庄的气度，代表了汉代一流水准的典型官方篆书风格，是研究中国古代书法文化与碑志发展演变过程的珍贵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