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

　　□李 波  王子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沈阳，这座英雄的城市，蕴含着十分丰富且独具特色的抗战文化资源，经历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历史沧桑感十足。在艰苦卓绝的十四年反侵略斗争中，沈阳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伟大的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的重要承载地。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沈阳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源点

　　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逆流横行，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九一八事变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沈阳率先掀起了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抗争的壮举。由此，将九一八事变置于更广阔的国际反法西斯背景下去审视，从发表抗战宣言、实施武装反抗到扛起精神旗帜，中国都站在了反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前沿。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沈阳历史性地成为反抗法西斯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源点。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行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次发生的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动。这是一个世界性历史大事件，绝不是局限于中日两国间地区性的一般军事冲突，地缘政治特征明显。现有的档案资料十分清楚地表明：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日本军国主义多年的妄想，是实现其独占中国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步。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武装侵略的开始，是它争夺亚洲霸权和走向发动世界战争的起点，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争策源地的最早形成。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带转折性质的重要历史事件，它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其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和突出。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也加深了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由此变动了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对抗，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历经十四年之久。

　　九一八事变是灾难性的，是沈阳人民噩梦的开始，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沈阳最先遭到日军铁蹄的肆意践踏。从此，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沈阳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九一八事变代表了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拐点，树起了捍卫和平的丰碑，沈阳人民站在了争取世界和平的最前线，“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

　　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战，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坚持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并没有使勤劳善良的沈阳人民屈服，反而激起了他们愤怒的反抗。从沈阳开始的辽沈地区抗日斗争很快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焦点，并且迅速波及全国，中华大地燃遍了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怒吼。

　　九一八事变当天，在沈阳的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第一时间作出反应，他们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不抵抗的命令，首先奋起还击。东北军爱国官兵这种自发的抗战行动，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捍卫了民族尊严，鼓舞了家乡人民的抗日斗志。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地区党组织秘密组织领导了奉天兵工厂工人抢粮斗争、皇姑屯铁路工厂工人争取“花红”的斗争、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要求厂方开工资时将奉票与现大洋对开的斗争等，并在新民县沦陷后发展当地党团组织，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在沈阳率先举起反帝爱国的大旗，多次发表反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声明，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战斗任务，并号召支持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坚决同入侵之敌血战到底。九一八事变之夜，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部长赵毅敏即以“清醒的认识”草拟宣言，经省委紧急会议讨论后发表，这就是《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习惯上称为《九一九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第一时间发出的“抗战动员令”，更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篇反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的宣言。此后，中共满洲省委又连续发表《中共满洲省委决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日军占领满洲情形、省委的策略及工作布置》《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等决议，号召人民奋起反抗，提出具体救国主张。到1931年10月，满洲省委共印发了三种语言的宣传品440余份，呼吁社会各阶层用实际行动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地区抗日的主要军事力量，辽沈地区是东北抗联最早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抚顺、本溪等地是杨靖宇率领的抗联一军一师抗击日军的主要战区，在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下，该部队取得了多次对日作战的胜利。抗日名将李兆麟、赵尚志等都是辽沈大地走出的民族英雄，他们为抵抗外族侵略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东北抗联的活动，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延缓了日军占领东北及扩大侵华战争的进程。东北义勇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很快兴起，中国共产党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支持。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一系列指示，加强对义勇军的有力指导，与抗日民众并肩作战。党陆续派干部到南满等地开展工作，创建抗日武装，先后创建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1931年至1932年的全盛时期，东北义勇军在辽沈地区就达15万人之众。全国抗战爆发后，辽宁抗日义勇军的余部依然坚持抗战，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也成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历史缘起。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的爱国志士投入到抗日救国的具体行动中。当得知“国联调查团”要来中国调查事件真相的消息后，以巩天民（共产党员）为首的九位沈阳爱国知识分子，自发秘密组成了“国联外交爱国小组”，冒死行动起来收集证据。这是向世界发出中国人的“呐喊”，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九一八事变真相面前，日本侵略者竭尽全力说谎，误导世界舆论，意图造成“和平”与“无辜”的假象。面对无可奈何的“国联外交”，沈阳九名抗日志士冒死寻证，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有成效地以国际法规则和人类和平理念面向国际社会揭露和抵制日本侵略，维护了和平正义，在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上了休止符，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战犯在沈阳接受审判

　　日本法西斯战败，对于日本战犯问题的处理，是世界各国人民高度关注，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终点。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多方面考量，日本战犯的接收和审判，也都历史地落在了沈阳人民的肩上。

　　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接收和审判日本战犯问题一直拖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解决。中国俘获的日本战犯，以及苏联移交给我国的日本战犯，分别关押在抚顺、太原、北京等处战犯管理所，其中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根据中央的决定，1956年6月至8月，最后一批战犯在辽宁沈阳被押上正义的审判台。沈阳审判日伪战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国际社会审判日本战犯的延续，也是新中国审判日伪战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总结。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前陆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主要战犯进行审判。这是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由中国人担任审判官，不受任何外来干扰独立审判外国侵略者的历史大事件。根据罪行轻重及悔罪表现，特别军事法庭对受审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武部六藏因患重病并有悔罪表现，宣判后即裁定准予假释。国际社会对于沈阳审判的结果，普遍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中国人民以德报怨。

　　在沈阳进行的日伪战犯审判，为判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确凿、系统的法理证据。审判中，被害人出庭作证，被告人供认不讳，并当庭认罪。受审战犯没有一个否认罪行，岛村三郎在法庭上长跪不起，他说：“杀我一万遍也不多！”审判铁证如山，历史不容篡改。这是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战争的有力证据，无论什么时间什么人，想抵赖、翻案都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本着道德感化和思想教育的精神宽大处理，战犯真心悔过。他们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推动中日友好，他们从罪恶的侵略者被改造成和平的使者。中国人民的博大胸襟，教育和鼓舞了日本社会友好人士，并对后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沈阳审判从法理上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重要成果，辽宁沈阳的日伪战犯审判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是让中国人民感到扬眉吐气的审判，也是二战以来所有战犯审判中最成功的案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善于向历史学习才能不让前人的血白流。沈阳地区是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最早的地区，也是饱受灾难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我们今天纪念这场胜利，是在清醒和理性的态度下，面对历史，我们既面对所受的屈辱，也缅怀前人所做出的牺牲，更珍惜得之不易的胜利，目的是面对未来，赢得未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走和平发展之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回顾沈阳人民坚持十四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放眼当今世界现实，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中国人才会有尊严，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为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李波系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王子玉系中共辽宁省委党校2022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