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两个字

颠簸21天奔赴洛杉矶，只为胸前的“中国”现身奥运赛场。东北大学学生、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为国参赛”的经历，浓缩了东北大学百年历史——爱国奋斗。

2023年4月26日，迎着第一缕曙光，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2023年9月，东北大学百年校庆之际，这面编号为2023－0116号的国旗被正式赠予东北大学，这是祖国送给“忠诚报国”东大人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1923年东北大学，撑起了一面“兴学育人、文化救国”的大旗。

这是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在北平，他们走在一二·九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在西安，他们走上街头，请愿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在抗日战场，他们投笔从戎，浴血奋战。

这是为祖国需要甘愿奉献的大学，106位同学主动申请“为国转系”，“热血青年、献身矿业、刻苦学习、敬业报国”的“54煤”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万千学子。

著名建筑学家林徽因教授曾在东北大学任教3年。民族危亡之际的1929年，25岁的林徽因为东北大学设计了第一个校徽，白山黑水两边分别绘有一只狼和一头熊，熊狼环伺，表达了这位年轻的建筑学教授对风雨飘摇的祖国深深的忧患。

1949年，林徽因参与设计了新中国的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金、红两种颜色表达了她对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喜悦之情。

百年东大，始终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

“苟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

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马牛”

孤独的身影留在奥运赛场，白山黑水战袍上的“中国”字样，被历史永远定格。

刘长春，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首届学生，1932年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十届奥运会男子100米短跑预赛的时候，万里之外，他的家乡东北已经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他的母校正辗转于流亡路上。

当时的报纸这样写道：“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远离这般苦难！”

刘长春的奥运之旅是爱国之旅，是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抗争之旅。

1932年二三月间，日寇多次以高官厚禄相引诱，提出要刘长春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同年7月举办的奥运会。正与东北大学师生一道流亡的刘长春公开发表声明：“苟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马牛。”刘长春与校长张学良联系，请求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刘长春只身一人独闯奥运，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刘长春的传奇史犹如东北大学百年风云史中一朵激涌的浪花。成立于民族危难之际的东北大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以兴学育人、文化救国为己任，在白山黑水之间发出培育英才、御侮兴邦的时代强音。

东北大学建校前期，日本对东北采取殖民侵略和文化侵略，就是要从思想文化上来瓦解东北人民的民族斗志，企图为它永久侵占东北打下基础。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公然反对成立东北大学：“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学堂’；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予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

日本人的反对更加坚定了中国人自己办学的决心，“我国文化落后，国势陆危，愿求急起直追，非倍力倍速不可。”1928年开始兼任校长的张学良时时倡导“建设东北、警惕帝国主义侵略”的办学责任，奠定了学校百年赓续的爱国底色。

1928年8月，从欧洲回国的27岁的梁思成受聘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第二年3月，妻子林徽因也受聘担任教授，两人在国外留学的同窗也陆续来到东北大学。一群不到30岁的年轻人，撑起了中国第一个生机勃勃的大学建筑系。

东北大学仿佛一颗耀眼的明珠，吸引国内外各界学者纷纷前来，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东北大学已建成6个学院24个系8个专修科，有300余名教授、3000多名学生，教师中有大名鼎鼎的张伯苓、金毓黻、章士钊、刘仙洲、梁漱溟等，学校当时被称为“东大之盛，在当时可与任何其他大学相比”。

1931年3月，学校制定了雄心勃勃的5年计划，包括扩大农学院、扩大东北大学工厂、扩充图书馆等等，然而仅仅过了半年，日本侵略者的阵阵炮声彻底炸碎了东北大学的文化救国梦。

9月19日，当时的代校长宁恩承在枪炮声中向全校师生发出慷慨誓言：“古人说，‘士报国恩’，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全是一国的善士……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应该恪守‘士报国恩’的信条，就一切无恐无惧了。”

几天后，学校大量的珍贵图书档案资料、教学仪器设备落入日寇手中，昔日琅琅书声的校园沦为日寇的养马场。

“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至九一八，懆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抗日流亡大学，流落飘零15年。

“我们这个饱受欺凌的民族要起来反抗，

东北青年要做全国青年的先声！”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遮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歇……”这段激动人心的歌词出自一首著名的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就是时任东北大学音乐教师阎述诗。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不到30岁的阎述诗就投入到抗日爱国歌曲创作中。他把歌曲教给学生，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教育学生不要忘记苦难中死去的同胞，要永远怀念自己的祖国。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一二·九运动，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被阻隔在校园里的情况下，东北大学300多名爱国学生作为游行队伍西路纵队的唯一主力，在东大学生、共产党员宋黎的带领下，高举大旗冲出被军警封锁的校门，面对皮鞭、木棍和枪刺，东大学生视死如归，冲锋在前。

12月16日，学生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阎述诗也积极参与营救学生。他目睹学生被军警屠杀的惨状，悲愤不已。当学生拿着《五月的鲜花》歌词请他谱曲时，悲壮激昂的歌词一下引起了他的共鸣，含着眼泪反复吟唱。这首诞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抗日救亡歌曲很快传遍神州，流传至今。

在东北大学的校史馆，可以看到一张发黄的“东北大学流亡办学路线图”，从1931年离开沈阳到1946年回迁，15年的时间，东大师生流离燕市，转徙开封、西安、南下四川三台，在流亡的路上，他们没有一刻停止战斗，始终冲在抗日救亡的第一线。

1936年12月，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西安市万名学生走上街头，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此时已辗转到西安的东大学子再一次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勇敢面对军警的枪口。老校长张学良闻讯赶到，他以校长的身份向学生承诺，“一周之内，用事实答复”。仅仅3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2年从东北大学毕业后就投身抗日战场的苗可秀，1934年任中国少年铁血军总司令，驰骋辽南疆场，痛击日军，1935年负伤被俘，写下了“誓扫匈奴不顾身”后慷慨赴死，年仅29岁；1928年考入东北大学机械工学系的佟彦博，1933年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立志报效国家抗击日本侵略，1938年5月19日，他和战友驾机远征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投下传单100多万张，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赠送锦旗：“德威并用，智勇双全”；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大学学习的丛德滋就投入到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打入敌人内部被捕后，于1942年狱中遇害，年仅32岁；1950年，一张由毛主席签署的烈属证颁发到了丛德滋家属的手中，这是新中国编号00001的烈属证，以纪念这位遇害的东北大学学生……

“我们这个饱受欺凌的民族要起来反抗，东北青年要做全国青年的先声！”从一二·九运动的挺身而出，到西安街头的大声疾呼，再到抗日战场为国捐躯，东大人在抗日救亡路上再现爱国情怀，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彰显报国底色。

“国家建设的需要，就是我们研究的方向”

1950年，年仅17岁的林韵梅，响应国家号召只身从上海来到东北工学院（建国初期东北大学改名为东北工学院）求学。正当她憧憬如何攻读自己喜爱的土木工程系、畅想美好未来时，学校开始动员党员、团员转入采矿系——国家百废待兴，地质采矿先行。

后来成为东北大学教授、著名岩石力学专家，将岩石力学学科引入中国第一人的林韵梅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同学们思想斗争很激烈——转，谁不知道采煤危险，煤矿俗称“四块石头夹块肉”，围岩的片帮、冒顶时刻威胁生命安全；不转，党和国家在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怎么能只想个人，不想国家？

爱祖国胜于爱自己的专业，林韵梅和其他105位同学主动申请“为国转系”，1954年，他们从东大毕业奔向全国各地，这个光荣的集体也因此被称为“54煤”。“热血青年、献身矿业、刻苦学习、敬业报国”的“54煤”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东大学子。

如果说当初“为国转系”是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在随后的不断学习实践中更是增添了他们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1951年暑假，他们到鸡西煤矿实习，矿务局的负责人谈到日寇投降后，由于没有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只能留用一些日本人，他们趾高气扬，竟敢拍着我们的头说：你们中国人的脑袋是大大地不行啦。“你们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祖国期待你们啊！”没有大幅标语，没有激动人心的场面，更不是誓师大会，但是听到这番话后，同学们都握紧拳头，咬紧牙关，心中默默发出了不可磨灭的誓言：“为建设祖国不遗余力。”

多年以后，这个光荣的集体走出1位中国工程院院士、30位大学教授、60余位总工程师，他们为国家采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