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毫貂髾的豪情

　　□罗学敏

　　小时候读东坡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有“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之句，那种被裘纵马的豪放之情顿时扑面而来，连带着对民以裘皮为服的东北也生出一种神往。

　　东北人爱穿裘皮，完全是自然之选。东北气候寒冷，民族众多，先民多以渔猎、游牧为生，自古就有食肉衣皮的传统，毛皮是天然的御寒衣物。产自东北的貂裘极为名贵，以手触之轻软如罗，穿在身上温热如火，有“见风愈暖，落雪则融，遇水不濡”的美誉。貂皮分黑、白、黄三种，按颜色和毛理论质，“以毛厚、理密、紫色者最佳，称为紫廓。”紫貂主要产于大兴安岭林区。一袭紫貂裘，向来是身份高贵者的标配，有“千金裘”之称。从汉代起，东北各民族就以紫貂进贡中原朝廷，其中以“挹娄貂”名扬天下。到清代，人们还说“家传肃慎矢，人暖挹娄貂”，可见其盛名之长久。

　　貂裘也是东北与中原和江南贸易的主要特产。汉末魏初，公孙氏政权割据辽东，曾以东北所产之貂皮和马匹，向江南的孙吴政权进贡，并与孙吴开展大规模的貂马贸易，一时间南北商船往来，交酬货贿，“葛布越于朔土，貂马延于吴会”，蔚为盛事。记得曾在某部影视剧中，看到孙权围着黑貂围脖的造型，还一度产生怀疑，原来还真是有史可据的。公孙氏将从勿吉、夫余、失韦等民族征收来的貂皮，转卖于江南市场，可以说是东北最早的大貂皮商了。

　　貂裘正式列入国家的服制，是在辽代。契丹人建立辽国后，辽太宗时定下服制，实行“北班国制，南班汉制”，也就是皇后及契丹官员穿国服，皇帝及汉人官员穿汉服。辽地天气严寒，一到冬天，辽朝君臣无论民族都以裘皮为主要御寒衣物，但也有贵贱等级之别。《辽史·仪卫志》说，皇帝及官员在一般的朝会和接见朝鲜使节等场合，穿“国服”里的“常服”，夏天为“绿花窄袍，中单多红绿色”，冬天则是“贵者被貂裘，貂以紫金色为贵，青色为次；又有银鼠，尤清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

　　寒冷天气和裘皮服装，给出使辽国的宋朝文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保留在诗歌中最鲜明的辽宁地域文化符号。宋朝使臣到达辽国，辽国君主会赏赐以貂裘，这一极具辽国特色的御寒服装，在宋人的使北诗中多有记述。欧阳修《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云：“紫貂裘暖朔风惊，潢水冰光射日明”；苏辙《赠右番赵侍郎》云：“骈马貂裘寒自暖，连床龟息夜无声”；刘敞《寄永叔》云：“赠君貂襜褕，努力犯霜霰”，等等，都对貂裘的御寒效果大加赞赏，平添一种傲视冰雪严寒的豪气。苏颂《契丹帐》描写契丹人的游牧生活，“酪浆羶肉夸希品，貂锦羊裘擅物华”，说当地人穿个裘皮那就是日常生活。彭汝砺《胡雏》写一个辽国少年，“被裘骑马追鸿鹄”，那场景生动而有趣。

　　辽代时期，貂皮成为各民族缴纳的实物税赋，和民族间互市贸易的重要商品。辽代的貂赋，主要来自蒙古草原的阻卜各部和黑龙江下游的兀惹各部。阻卜每年向辽交纳的实物税中，包括“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兀惹各部每年需要交纳的岁贡包括“貂皮六万五千、马三百”，数量巨大。辽代还在东京道的各城市设有互市市场，生活在大小兴安岭地区的女真各部纷纷前来交易，所携货物有“青鼠、貂鼠、胶鱼之皮”，沈州城（现沈阳市）是当时的交易地点之一。契丹人获得巨量貂皮后，除了部分自用之外，还用于与北宋进行贡使贸易和互市交易。史籍记载，在辽宋榷场（宋、辽、金、元时在边境所设的同邻国互市的市场）贸易中，貂皮是辽朝重要的输出商品，以换取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书籍、药品等物。

　　以岁贡、榷场和民间贸易为媒，辽宋之间的服饰文化交流深入而坚固。北宋时期，契丹服装的一些式样流入中原地区，民间穿着者甚多，北宋官方极为反感，曾多次发布诏书，禁止百姓穿用契丹服装，甚至连契丹喜用的服装颜色都不允许。如庆历八年（1048年）下诏:“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但是屡禁不止，为什么呢？因为皇上、皇后也穿契丹服饰，契丹每年贺宋朝皇帝、皇后的生日礼物中，就有紫青貂鼠翻披、银鼠鹅项鸭头纳子等等。既然皇上能穿貂裘，那么苏东坡也就毫不介意“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