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广州街

　　□ 佟丽霞

　　风起了，沈阳秋天的阳光，被分割成一根根，闪着某种金属的光泽或锐利。如果你停下来，也许会听见微风穿过的铮铮声响。从中山路上的歌德书店出门，向右后方一转，就进入广州街。七八步远的路，那刺目的秋日之光就被屏退了。楼宇和白杨树把各自的阴影交叠在一处，厚重的荫凉，在广州街上搭起一个幽暗的时光隧道。明与暗，过去与未来，在这条不足800米长的小街上，交错成一个晦暗不明的生命体。

　　沈阳市和平区广州街，在南京北街东侧和桂林街西侧，是位于两条街之间，且与两条街平行的一条小街。它南起中山路，北至北九路。根据《和平区地名概览》，这条街始建于1919年，当时处于日本人控制的满铁附属地内，名为宇治町。1946年，国民党军队接管沈阳，将伪满洲国时期具有日本殖民地色彩的街道名称全部更改，宇治町从此被改为广州街，并沿用至今。

　　广州街的宽度，仍是百年前的宽度，和西侧宽阔的南京街相比，它仅有两车道。两侧的楼高，却由二、三层长到了八层。像经过漫长岁月身量愈发矮小的老人，在高楼的逼视下，广州街显得更加窄小、局促了。广州街两侧的居民楼，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完成改造的，30年的风雨已让这些匆忙建起的楼群显出一丝破败，一楼沿街的门市大多关闭，光阴的褶皱里，深藏着后来者难以辨认的足音。

　　广州街上曾有一个圈楼

　　在广州街北头，靠近现在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曾有一个菜市场，名为广州菜市场。记忆中，它的正门对着广州街。菜市场的名字起得爽利，门前街路叫什么，它就叫什么，旧有的门牌号是沈阳南京街三段七里三号。这个菜市场是伪满洲国时期由日本人创建的，当时的南京街叫加茂町，菜市场的名字就叫“加茂町市场”，1934年12月1日正式开业。

　　当时，这个菜市场有东西两个圈楼，每个圈楼有24个号位,每两个号位为一家店铺。东西圈楼共24家店铺，其中卖鱼的6家，卖蔬菜的5家，还有卖牛、羊肉和食杂货的。多数为日本商人经营，中国人经营的店铺仅有四五家。1943年前后，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消耗，物资供应紧张，实行配给制度。中国业户被挤出市场，有的成为小商贩沿街叫卖,有的店员被抓去当劳工。当时，东圈楼改为日本军人食堂，西圈楼改为“配给店”，就是后来的广州菜市场。

　　广州菜市场与和平副食商店，俗称和平圈楼（原“春日町市场”，建于1928年前后，已拆除），平安菜市场（原“青叶町市场”，建于1932年，已拆除），都呈圈楼形状，尤其是太原街的圈楼，在老地图上看起来很是醒目。圈楼一般都是一层，有的是圆形，有的是长方形，但都可以在里边跑圈。圈楼中间的地方，是装卸货的区域。我想，这种建筑形式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死角，对每一家铺面来讲，都有相对公平的区位优势；而且共用中央卸货区，节省空间。

　　根据政协沈阳市和平区委员会编纂的《和平区地名概览》记载，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个市场一度关闭，国民政府接收沈阳后，又恢复营业，改名“平民市场”，后又根据所在街道名改为广州菜市场。但在之后三年的内战期间，受通货膨胀、物价不稳的影响，一直经营不旺，只能关闭。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市场全新开业。1950年后，由于国营、合作商业的发展,市水产公司批发部、遂川消费合作社相继进入市场，形成了国营、合作社和私营多种经济成分的副食市场。1984年7月，广州、太原、中山三个商店合并，成立广州副食总店。在此后的24年里，它是附近居民购买副食品的重要场所。

　　小时候，我真的喜欢“跑”圈楼的感觉，一圈一圈，只要你还有体力，就好像永远没有尽头。有限的物质，也在这样的建筑里，实现了无限的循环和富足，这真是令人迷醉的幻象。要是大夏天去逛圈楼，则更是让人着迷。不论外面多燥热，一进到圈楼里面，唰的一下子就会凉下来。没有空调，全靠自然风的流动和水泥地面所带来的凉爽。

　　卖菜的，大多在户外，不在广州菜市场圈楼里面。家里买菜的任务，大多由我完成。菜不知道啥时候到，到了就一垛垛地堆在马路边空地上。只要运菜的车一到，转眼就会有一堆人挤在菜垛边上。有经验的买菜人，选择自己站位的时候，首先会对卖菜人的位置进行预判，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他是排头还是排尾。保不齐什么时候，广州菜市场的售货员才会拎着一个长方形木箱子从屋子里走出来。买菜人的目光都会盯向他，并随着他放木箱子的位置挤占自己的位置。我拎着一个塑料条编的菜筐，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在众人目光的追随下，卖菜的售货员把木箱子在菜堆边上放下，表情木然地坐下。这个长方形木箱子一半当凳子坐，一半拉开装钱。面对着一个挤着一个的人，售货员愤怒地喊着:排队！排队！如果人们还不管不顾地往前涌，他就会把屁股下的木箱子盖“啪”地一下合上，面无表情地说：“好了，不卖了！你们先挤吧。” 乱了好一会儿，人群才会静下来，并渐渐形成了以售货员钱箱子为排头的长队。

　　在等着菜来的夏日午后，时光好长，比从杨树上吊下来的挂着软虫子的亮丝还长，比王奶奶每天都在拆的毛线衣的线还长。像玩糖稀那样，我捡起扔在地上冰棍儿的细竹棍儿，挑起马路上被晒软了的臭沥青，在白杨树的影子下挑来挑去。热烘烘、臭兮兮的沥青，在两根细竹棍上，一会儿成团，一会儿拉丝，一会儿扭成麻花劲儿。天上，白花花的太阳好像也要化了。

　　经过24年的经营，“广副”在2008年也迎来了拆迁。在广副原址上，很快建起了一座高级办公楼。至此，我记忆中的广州菜市场再找不到一丝踪迹了……关于“广副”现在的样子，这是我从和平区委宣传部得到的权威说明：

　　位于广州街1号房产为 8层框架楼房，其中1-2层为网点用房，产权单位为原区网点办（养职工房产），3-8层为居民住宅。

　　经查阅档案资料，一楼网点面积为2352平方米，现出租给广州副食商场使用（现广富集团）用于开办超市。二楼网点面积为1304平方米，2018年7月从广州副食商场收回。2020年经区领导批示，移交给南市场街道办事处用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使用。

　　“饭前一支歌”

　　广州街（宇治町）修建之初，正是满铁附属地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条不足800米长的广州街上，竟有3座日本寺庙，而且位置极近。它们分别是日本净土宗的奉天寺、日莲宗的莲华寺和净土真宗的东本愿寺。特别是莲华寺和东本愿寺，位于广州街和北六马路交界的东西两侧，隔街相望，奉天寺也在往南仅有百米的广州街路西。

　　在日本侵华期间，随军布教者负责宣传殉国精神、对战死的士兵做超度；东北各地的传教者归属满洲开教监督部管理，主要向我国人民传播殖民主义思想，鼓吹侵略有理。新中国成立后，沈阳的很多军政机关都设置在中山广场周围，这些庙宇或被改为小学校，或变成家属住宅。

　　东本愿寺有着墨绿色的屋顶，和一个宽大的院子，上世纪70年代，院子里驻扎着年轻的中国士兵。清晨，会有起床号，吃饭之前，士兵们都会唱歌，或者叫拉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学习雷锋好榜样》《团结就是力量》，每一首都唱得元气十足，感觉他们从来都不着急用餐，歌不唱完绝不吃饭。我11岁来到沈阳的时候，总是喜欢跑到这寺庙外面，隔着铁栅栏看院子里的战士们唱歌。

　　“饭前一支歌”，是中国军队的传统。饭前要唱歌，晚点名要唱歌，队列行进也要唱歌。据说，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通过教唱军歌来提升士气。在《陈锡联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记录，说明战士饭前唱歌不仅能提升士气，还能表达信心，威慑敌人。1962年6月8日,（沈阳）军区第一批赴闽部队启程。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行军开进都在白天，轻重武器的遮布都要揭掉，公开部队番号，每到一地，安营扎寨，唱歌吃饭。就是要把实力亮出来，把信心亮出来。

　　我喜欢看士兵唱歌。挤在一群老头老太太里面，站在栏杆外面看了无数遍。每次看，我都在想：我都听饿了，他们唱得不饿吗？

　　多年之后，文保志愿者们回访这里，住在广州街附近的一个老人说，大庙有两层，地上一层地下还有一层。老人还说，中日建交后，一个日本人曾到附近寻访，说他姐姐的牌位就曾在庙地下一层供奉。老人说，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可以进到大庙里玩，后来这里有了站岗的士兵，就不让他们进去了。

　　1985年前后，东本愿寺也被扒掉了，在极短的时间，起了四层方方正正的板楼，变身成部队住宅。多年之后，我们都搬离了这里。如今，这里的房子和这里的人一样，都已老去了。

　　上个世纪70年代，对面的莲华寺也被扒掉盖起了居民楼。广州街上，总是堆着沙子，或一垛垛一人来高的红砖。

　　东本愿寺，作为见证殖民侵略的一种建筑遗存，在长春、大连，仍然保留着。在形制上，它们和沈阳的东本愿寺是相似的。

　　一所小学校的诞生

　　奉天寺的原址，现广州街72号，盖起来一所部队子弟小学。

　　1962年，在奉天寺破庙屋檐下的石基上，站着一位身着军装的女人，白皙的面容透着些许江南女人的韵味，她就是上级派来此地组建寄宿学校——沈阳军区司令部小学校长奚静安。这所小学也就是后来的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第九小学。

　　创办一所学校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一个势单力薄的女人，此时此刻她肩负着组织的重任，既要克服对阴森破败环境的心理压力，又要克服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的重重困难，更要克服人力资源的不足，在这块废墟上垦荒建设成一所学校。凭借着战士们用卡车运来一些旧桌椅，奚静安带着几名从军区幼儿园过来的老师和厨师，硬生生地在这个破庙的地下室里建起了学生浴室和洗漱间，在地上的一层和二层建起了宿舍、食堂、教室……这种不畏艰辛，敢啃硬骨头，敢于打拼的精神给后代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学校里的孩子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军区从师范学校挑选了两名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都很优秀的毕业生，经过严格的政审后，录取为军区司令部小学的第一批正式教师，来充实教师力量。报到的那一天，宁文芝起得特别早，把头发梳得顺顺溜溜，把两条辫子编得利利索索，早早地来到学校，她站在破庙石基地高台上等待见奚校长。院子里嬉戏的孩子们看见学校来了一位美丽的大姐姐，纷纷围拢过来……从此，她就成了孩子们最喜爱的老师和朝夕相处的生活伙伴。

　　这就是南京街第九小学的创业起点。

　　我再来到这里的时候，却遍寻不见，昔日的和平区南京街第九小学，好像蒸发了一般。我前后左右评估了一下位置，在沈阳市和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门前，向门口守门的大爷问询，他肯定地说，这里就是原来的南京九校，学校已搬走11年。广州街路东，是一座“双拥博物馆”。继续北行，到北七马路和广州街交界处，就是我小学时的母校桂林街小学，却看到了校门挂着南京街第九小学的牌子。原来，南京九校在2009年就整合了原桂林街小学。

　　胡同里的红房子西餐厅

　　陈丹燕《慢船去中国》的开头这么写道：

　　“在长乐路、陕西路交界的街角，红房子西餐馆的门前，尽是在路灯下匆匆往家赶的人和车……陕西路上的人行道也很窄，除了法国梧桐占了的位置，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擦肩而过……所以，当这家人停在红房子西餐馆门口的时候，人行道被他们挡住，于是，不停的有人粗鲁地撞着他们，或者擦着他们的身体穿过去，冲乱他们的队伍，有人嘴里不耐烦地埋怨他们挡住了路。而他们沉默着，既不生气，也不着急和退让，还是按照自己原来的速度，各自鱼贯而入。”

　　“因为知道红房子西餐馆的门廊小，所以先进去的人就往底楼的店堂里让。但是，他们并不像当时没有规矩的客人那样，自己在店堂里乱撞，而是等着跑堂的上来招呼。他们也不像有的集合好一起来吃馆子的人，彼此大声招呼，发出兴奋的声音。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进门的时候，还是像生客人那样踉跄了一下。这红房子西餐馆，是从太平洋战争以前的汽车间改造过来的，不是正规的房子，所以，一进门就有两级往下走的台阶，只有常来这里的熟客人才知道一进门就得下楼梯，才不至于跌跌撞撞。

　　“红房子西餐馆的门，虽然是那种欧洲小餐馆式的镶玻璃门，但还算厚实，一旦关上，站满了人的门廊里突然一静。一股咖啡、番茄沙司、融化的奶酪和新鲜油炸食物的西餐馆气味便扑面而来。”

　　陈丹燕小说中写的去红房子西餐馆吃饭，是在1989年，那时候，上海人去红房子吃一顿大菜，还是一件极其隆重的大事。上世纪80年代，在辽宁省财政厅的后身，广州街上，也诞生了一个这样的“红房子西餐厅”。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只和好邻居在红房子白色的门廊上照过相。

　　下馆子，在上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都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经济能力还很有限，甚至连文娱活动都比较匮乏。能去一家高档的西餐厅，无论味道如何，都是一件值得拿出来说一说的事儿。上世纪80年代末期，红房子西餐厅是沈阳数一数二的高档餐厅。房顶和墙体，都刷成红色，门廊是白色的。门廊前挂了一个牌子：中国烹饪技术劳务出口辽宁公司 沈阳红房子西餐厅。值得注意的是，西餐的餐字，用的是简写字，只用了餐字左上角的部分。这个餐字的写法，公布在中国《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里。这个汉字简化方案分为两个表，第一表收录了248个简化字，餐字只用左上角的部分，就出现在第一表里。这是一批不成功的简写体，让汉字看起来有截肢的痛感。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出废止“二简方案”通知，并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二简字”的正式历史就到此为止。由此可推测，广州街上的红房子西餐厅肯定出现在1986年之前。从老照片看，招牌下面，还挂了一个金属的牌子，提示顾客，这里还是“中国银行长城万事达卡特约单位”。那时，对大多数沈阳人来讲，信用卡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新事物。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红房子西餐厅兼容了德、意、法、俄等国的菜品种类。在那里吃过几次的女同学这样回忆：椅子罩好像也是红的，有一排是火车里那种长条对座椅，灯光好像挺昏暗，反正不明亮。没点过什么太贵的菜品，总是吃那几样，吃过鱼排、猪排，就是裹面包糠煎的那种，记得鱼排挺好吃，每次都点。没记得吃过牛排，可能不习惯牛排里的生分，可能也觉得贵，还有就是普通的鸡茸蘑菇汤、罗宋汤，喜欢吃带土豆鸡蛋的色拉，那个时候有点吃不惯生的菜，餐前面包，好像还有炸田鸡腿……

　　但是就是这样一家店，随着市场竞争力的加大，终究是在经营了二十几年后停业了。除了吃过的人的记忆，红房子西餐厅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如今，我再从这条小街走过的时候，在密集的居民楼森林边穿过，还可以间歇地看到几栋有年代感的老房子，它们大多紧闭门窗，像一个个残破的路标，漫漶不清。在广州街上，偶尔可见合抱粗的老杨树，它们疲惫地把枝桠搭在墙头上，粗壮的树根挤歪了马路的边石，它们丰密的年轮，或许记录下我走过这条小街的足音。正因为这几棵树，让这条窄小的街，拥有了一份时光的厚度。老树能记住很多事，有些事，住在这里的人都忘了，但这里的树记得。